呂进峰代孕(aa69吕进峰官网)

2021年的第一大瓜,由郑爽和她的前男友张恒贡献。 隐婚、离婚、代孕、弃养,一口气四连击,瓜塞得太猛,让吃瓜群众撑得恶心,那句“TMD,我都烦死了”,果然真性情。 在娱乐圈,...


2021年的第一大瓜,由郑爽和她的前男友张恒贡献。


隐婚、离婚、代孕、弃养,一口气四连击,瓜塞得太猛,让吃瓜群众撑得恶心,那句“TMD,我都烦死了”,果然真性情。


在娱乐圈,代孕不算大事,徐静蕾多年前就坦然说过,在她身边不少朋友都代孕,在一些明星眼中,代孕是实现养育子女和不耽误工作赚钱的好方法,徐静蕾自己也已经冻了卵,就等着找个肚子生。


国内的代孕行业,还是不能拿到明面上讨论的灰产,巨大的生育需求和越发严峻的人口压力、不孕不育率推动下,这个产业越发兴盛,从供卵到代妈,不同类行明码标价,堪称流水线规模化作业。


只要不是完全不具备生育能力,掏得出足够的钱,就能买到别人的子宫,坐在家里等着十个月后孩子上门。


这种便利的生育模式,也带来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孩子毕竟不是能标准化生产的商品,如果“买家”错拍、误拍、不满意或者不想要,没办法简单退货了事,更不能轻易转手。


郑爽的闲鱼账户,这回没法上新了。


代孕产业产值,相当于一个国家


不得不说,爽妹子是真的有钱。


因为代孕一点也不便宜。


2004年,一个名叫吕进峰的男人,在广州创办了一家代孕机构,在其官网上,对于代孕业务的推广中明码标价写明了服务和价格,更有多种套餐可以供人选择。


包成功的套餐,最低也要70万元人民币,最高更是可以达到125万元,不包成功的零风险套餐也是70万—100万元,对于一般家庭来说,这是一个难以负担的高价。


即便是最便宜的的代孕套餐,明码标价为25万元,这其中包含代孕妈妈的费用。


“做一单业务,利润在30%至60%之间。”据检察日报,一位曾在代孕机构工作过的人透露,如果以最低65万元的标准、一单业务30%的利润起算,一家代孕机构如果开展1000项代孕业务,利润至少在亿元以上。


17年来,吕进峰的代孕公司已经“生产”了一万多名健康的婴儿。他从中具体赚了多少钱,则是一个无法为外人言说的秘密。



暴利背后,是强劲的需求支撑。


2019年6月25日,一家名为锦欣生殖医疗集团的公司在港交所挂牌上市,开盘后股价一路上扬,最高涨幅超18%。


资本市场对它的偏爱,在这家公司的招股书中就说得明明白白。


招股说明书提到,据美国弗若斯特沙利文公司的研究,全球不孕症患病率从1997年的11.0%上升到了2017年的15.0%,其中中国2017年也达到了15.5%。


这就意味着,2017年时,中国已经约有47.7百万对不孕症夫妇,到2023年将增加至约5620万对。


而根据最新的人口统计数据,2018年末中国育龄妇女人数为3.46亿人。两组数据结合意味着,每100名育龄妇女中,有近14人无法正常生育。


此外,还有男性无法生育导致的不育家庭。因此,真实的无法生育家庭,将比这个数据更多。


中国人对于家庭完整的追求似乎永无止境。在传统的中国家庭观念中,无论是出于何种考虑,生育后代都是一项使命般的任务。


在知乎,有37000人关注“不孕不育”,这个话题下有16000个提问,第一个就是“不孕不育是种什么滋味?”在全部1585个回答中,“吵架”“离婚”“试管婴儿”出现的频率极高,如果要概括,不孕不育大概是一种非常不美好的滋味。


国内传统文化中对于家庭延续的追求,决定着代孕或者辅助医疗是一个有着广阔需求的蓝海行业。


锦欣医疗称,2017年中国的辅助生殖服务渗透率仅6.5%。辅助生殖被描摹成一个高速增长、前景广阔的好生意。


而锦欣医疗还只是切入了辅助医疗这一个环节而已,这个环节也正是整个代孕产业的其中一环。


可以想见,一个完整的代孕产业链条,能催化多少利益。



在国内,代孕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但在国际上,仍然有许多地方可以合法批量“生产”代孕宝宝。


在美国,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代表的美国26个州允许任何形式的代孕,代孕行为甚至在加州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2017年在前往加利福尼亚州的约5150名国际患者中,70%来自中国。在爆料出的张恒孩子出生证明中,其中一个就出生于加利福利亚州。


此前,曾有新闻报道一对夫妇离世后,其留下的胚胎被双方父母争夺,两方的说辞都是,这是孩子留下的唯一血脉。


国人对于传宗接代的执念,对于有一个孩子的心愿,让这个产业得以发展得越来越大。


流水线上的婴儿


巨大的市场需求催化下,代孕产业早已成为一条严密的流水线。


委托方、代孕中介、卵子黑市、代孕妈妈,以及实施代孕技术的医务人员或诊所、代孕药品器械提供者,甚至专业的媒介发布宣传人员,从需求到产品环环相扣。而那些婴儿,只是这条流水线上的产品。


既然是产品,就会有筛选“残次品”的品控。


三年前,背着十几万债务的吴川川,在网贷群里看到一条“高薪招聘”信息:十天赚一万到十万,一年赚二十万。高额报酬的诱惑下,她住进了上海的代妈宿舍。


按照公司的安排,吴川川体检过后开始吃药、打针、检查子宫内膜、准备移植手术,一切都很顺利,直到怀孕三个月后,她检查出了梅毒。得知代妈存在健康风险,客户决定“退货”——让吴川川去做人流。


带着中介给的一万五首期佣金和部分“固定工资”,吴川川挺着大肚子“逃走”,三年后,不具备血缘关系的女儿无法上户口,她不得不向媒体求助。这时,吴川川才知道,当初弃胎的买家早已经找新的代妈,生下一对双胞胎。



对于买家而言,他们的消费诉求是“健康的婴儿”,这也是中介们承诺会提供给买家们服务的核心内容。就在吴川川因为孩子户口纠结的时候,湖北武汉,林洁正在带着她买回来的婴儿维权。


为了这个孩子,林洁花费45万元人民币,通过中介找了一位柬埔寨代妈,没想到孩子生下以后罹患脑萎缩,每天的治疗费用以千元计。林洁认为,中介公司没有做好监管工作,才导致婴儿出问题,中介则认为孩子得病是林洁照顾不周,还提出一起去第三方医院检查,如果证实是中介的问题,愿意承担责任,“可以退回孩子再免费做一个”。


由于代孕采用多胎妊娠,使得受精胚胎残缺现象更易发生,胎儿致畸率是正常怀孕的8倍。一般来说,只要代孕过程里出现早产、婴儿有先天缺陷的情况,买家和中介就会直接放弃这个孩子,而代孕者,也很少有人愿意继续抚养和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婴儿。


2015年,泰国曾经发生过一起引起国际关注的代孕弃养事件,21岁的泰国代妈婵巴拉为西澳夫妇法奈尔和温迪?李生下一对龙凤胎。由于男婴甘米患有先天性唐氏综合症,这对澳洲夫妇只领回了女婴,将甘米遗弃在泰国。


甘米的遭遇在国际社会引起巨大反响,泰国受到此次事件推动开始完善立法,禁止外国人代孕。而遗弃甘米的法奈尔夫妇,不仅认为自己没错,“没有父母想孩子残障”,还试图依靠血缘关系申请获得NGO为甘米捐赠款项的使用权。



无论国际、国内,代孕生子的抚养权归属都是没有辨清的伦理漩涡,由于生物学母亲和遗传学母亲的不统一,抚养责任的归属难以界定,这也为弃养的发生提供了窗口。


比如郑爽疑似代孕生下的两个孩子,如果没有相关合同文书,证明郑爽确实知情、参与了代孕的过程,哪怕孩子经过DNA鉴定证实就是郑爽的骨肉,她也不需要承担什么法律风险。只要没有因为不承担抚养义务造成严重后果,就不会构成遗弃罪。


至于抚养义务,大可以“花钱消灾”,毕竟,能出高价代孕的人,最不缺的就是钱。


子宫工厂


流淌着“富人”阶级欲望的代孕行业,不仅吸引着代孕中介,也吸引着以赚钱为目标的代妈。


对于这些代妈来说,每个月可以获得数千元的生活补助,代孕完成后还可以拿到十几万的报酬,尽管这笔钱已经被中介层层盘剥,在她们眼里依然是笔大钱。


湖北潜江浩口镇,几乎整个镇子里的适龄女性都在做代妈,“农村种田挣不到钱,只有靠代孕来钱多,还来钱快。”镇民们并不避讳这个行业,甚至以外出代孕赚钱,盖新房、换新车为荣。


关于代孕村的暗访报道


美国一份调查显示,90%的代孕者承认,如果她们能支付日常开销就不会选择代孕。也因此,不难发现在国际市场上,直接参与代孕的几乎都是底层贫困妇女。


而在国内,情况又更复杂。由于消费主义兴起,套路贷、校园贷等贷款陷阱,许多年轻女孩也开始踏入这个链条之中。央视曾经报道过一个非法代孕中介产业链,中介提供的卖卵女孩名单里,都是20岁左右的姑娘,有的甚至还在读高中。


一名读高三的18岁女孩说,她卖卵挣钱是为了还清信用卡,还有一名985大学的大三女生,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教师,而她去卖卵的理由是想大学毕业后自主创业,缺钱,“卖卵来钱最快”。


高校里、医院里的女厕所上,铺天盖地的卖卵广告,用看似高昂的报酬吸引着女性,但这些广告不会告诉被吸引来的供卵者,看似简单的取卵手术包含着多少危险。


为了一次性取得足够的卵子,机构会让供卵者连打10至12天左右的促排卵针,由于促排针的影响,女性会进入一种高雌激素状态,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引起腹水、胸水,进而导致低蛋白血症、血压下降、血液浓缩、肾血流量减少,出现少尿、电解质紊乱。


这只是风险的开始。将卵子从卵泡中取出,必然要刺破卵巢,会在卵巢上留下创口,如果室内细菌超标,轻则发生生殖道感染,引起盆腔炎,影响今后的生育;重则感染乙肝、梅毒、艾滋病等传染病,甚至当场就可能因感染而危及生命。


即使顺利走下手术台,由于过量的促排针和手术刺激,供卵者很可能患上卵巢过度刺激综合症,受到过度刺激的卵巢会因为扭转导致组织坏死,远期危害可能导致卵巢早衰,甚至终身丧失生育能力。


代妈们的处境则更加危险。


代孕的实际成功率并不高,活产率仅为15.8%,为节约成本,机构一般会给代妈一次性移植5个胚胎,而按照正规医学规定,一般最多只能放3个,这就可能导致多胞胎的出现,需要做减胎手术。如此反复,多数代孕妈妈往往要经历几次流产过程,在没有任何休养的情况下,便被要求继续怀孕,直到成功。


这期间,代妈每天要不断打针吃药,有人在连续打了75针黄体酮保胎之后,浑身浮肿发硬,坐立难安,之后因怀上女孩,与客户“包男孩”的要求相悖,而不得不被强行打胎,陷入身体的“慢性自杀”。


逼仄的集体宿舍里,屋子里摆满拼接床,没有娱乐,没有电脑,连在房间里转身的空间都不足,衰朽的血腥气里,代妈们静静躺着,像一排机器,她们隆起的肚子,沉默着孕育新的生命。


代孕是否应该合法化,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论题,有人相信,如果采取合法化的策略,可以减少地下非法机构的存在,让代妈们的“工作环境”有所改善。乌克兰人曾经也是这么想的,如今,在这个代孕早已产业化的“欧洲子宫”,代妈们的境遇并没有丝毫改善。


乌克兰滞留的五十多名代孕婴儿


经历过因为胎盘滞留导致的产后大出血,安丽娜对自己的代孕经历心有余悸,她说在乌克兰的代妈宿舍里,大部分女人都来自小地方,生活绝望,第一周就在那里躺着哭泣,吃不下东西。但没有任何人关心她们,中介和买家,都只在乎她们肚子里的孩子。


“我们像牲口一般被对待,被医生嘲讽,连热水都不提供,我想转到另一家医院,工作人员威胁我说,敢向Anca抱怨一下,就不给我钱了。”


说到底,无论怎么粉饰商业代孕的合理性,生意就是生意。当生育变成流水线作业,生一个孩子的成本被无限压缩,只需要付得出足够的价码,就可以将痛苦的妊娠转嫁到别人身上,子宫变成工具,婴儿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对生命的漠视和异化,只不过是必然发生的事情。


对于郑爽们来说,这些来得毫无真实感的孩子,和一场网络上的冲动购物比起来,大概也没有多大区别。


就在这篇文章发布前,中央政法委长安剑发布评论文章《郑爽代孕弃养风波:钻法律空子,这绝不是无辜!》,点名郑爽“绝不无辜”。


郑爽回应中强调自己没有违法,但长安剑指出,“在我国代孕行为是被明确禁止的。”言下之意,直接定性:郑爽,违法。


而郑爽的疯疯癫癫、任性胡闹、缺爱卖惨,再也不能成为几次三番疯狂在法律边缘试探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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