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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郑爽与前男友张恒在美国代孕产子一事登上热搜,也让代孕这门“产业”再次进入大众视野。 郑爽代孕弃养 据报道, 郑爽和前男友张恒1年前分手不愉快, 张恒甚至被郑爽告上...

近日,郑爽与前男友张恒在美国代孕产子一事登上热搜,也让代孕这门“产业”再次进入大众视野。


郑爽代孕弃养


据报道,郑爽和前男友张恒1年前分手不愉快,张恒甚至被郑爽告上法庭,理由是:合伙开公司涉嫌诈骗、以她的名义借高利贷。当时张恒发过一条微博,表示他没有回应是因为他有想要保护的人。  


这句话在当时听来,不痛不痒,现在再看,是真的意有所指。1月18日下午,张恒发了一条微博,正式揭开了他和郑爽的这场闹剧。

比起澄清“网传他诈骗,借钱不还,卷款潜逃等等都是污蔑”,网友更关注的是,张恒自爆“必须照顾并保护两个年幼无辜的小生命,滞留美国实属无奈”。


从他本人朋友圈给别人的回复上来看,两个孩子都是一岁一个月,并且他明确表示,这确实是他自己的孩子。

很快,张恒朋友向媒体提供了张恒与孩子的合照,及出生证明。

男孩出生时间为2019年12月19日,地点在科罗拉多州,女孩是2020年1月4日,出生地在内华达州,他们母亲的现用法定姓名均为“Shuang Zheng”。


以上两份出生证明记载的父母信息都与郑爽、张恒的个人信息符合,可两个孩子并不是双胞胎。郑爽代孕一事浮出水面。


而张恒之所以滞留美国,甚至不惜把这事儿曝光就是因为郑爽不签字,所以两个孩子无法合法回到国内,并且张恒的签证快要到期,如果他不能回来,那么两个孩子很有可能会被送到福利院。

随后,张恒的朋友又提供了一份疑似是双方父母就如何处理孩子展开交涉的音频。


在这段未经核实的网传音频中,郑爽爸爸提出弃养孩子,郑爽妈妈则要把孩子送人,而郑爽则直接提出打胎:“这两个孩子七个月真的打不掉,TMD,我都烦死了!”。

面对打胎打不掉的现实,郑爽的一段言论再次挑战了道德底线,令人瞠目结舌:“我们可以把孩子送人,至少我们做了一件好事情。”


如此漠视孕母与孩子的生命,把孩子当玩具当商品,这段录音曝光后立刻引起轩然大波,网民痛批他们狠心,留言道“我震惊了”、“只有我想不到,没有郑爽做不到”、“她疯了吧”等等。


而对于代孕弃养一事,她19日下午回应称此事被别有用心的一步一步曝光,“如果一切未认证的信息要我来公开解释,这是我最真诚的回答。”

纵观这则回应的全文,郑爽一直避重就轻,对于争议的弃养,有关她的方面反而避而不谈。文中提到“在中国国土之上我没有违背国家的指示,在境外我也更是尊重一切的法律法规”。


这一回应虽然让郑爽进一步站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但揭露出“代孕究竟是否合法”这一核心问题。


各国对代孕的态度


禁止代孕、仅允许志愿代孕(也称“利他主义代孕”)、允许志愿代孕和商业代孕三类,是目前国际社会中对于代孕的三种官方态度。


在对代孕有明确法律规定的国家中,禁止代孕占比较多,代表国家如法国、瑞士、德国等。


2020年1月,法国政府推出一项生物伦理法修正案,旨在调整代孕相关法规。时任法国司法部长贝卢贝(Nicole Belloubet)在参议院就生物伦理法案进行讨论期间明确表示,代孕不会被合法化,我坚决重申一次,在法国,代孕是不被允许的。

贝卢贝(图源:法新社)

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的诞生地,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历史悠久,其代孕立法大致经历了全面禁止、自愿性代孕和酬金给付得以合法化的阶段。


英国颁布了《人工授精胚胎法》,在该法中,代孕上升为治疗不孕不育的法定手段,是依法保障不孕者获得治疗并拥有孩子的权利。


美国各州均有其独立的法律系统,在代孕合法化问题上各州规定不一。


美国明确禁止代孕的州有密歇根州等;明确支持代孕或者“代孕友好型”(Surrogacy Friendly)州有加利福尼亚州、康涅狄格州、特拉华州、哥伦比亚特区、缅因州、内华达州、罗德岛、佛蒙特州、华盛顿州、新罕布什尔州、新泽西州等。另外还有两类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州以及对代孕设置限制的州。

亚洲国家中,印度对代孕经过了从“纵容”到“限制”的态度转变。


此前印度国内允许商业性代孕,导致了商业性代孕在本国的泛滥,印度对代孕的过度纵容使得其被称为“世界代孕中心”。


印度2019年的《代孕(管理)法案》规定代孕仅适用于不育的代孕“近亲”,并限定为印度公民,同时对双方的年龄、婚姻状况、健康和住址等进行了限制性规定,所有形式的商业性代孕都将被禁止。


在东南亚,随着代孕丑闻的集中曝光,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国开始对代孕实施监管。


泰国之前并没有明确将代孕合法化,但是也没有法律禁止代孕,导致泰国成为很多人眼中的“代孕工厂”。2014年11月,泰国国家立法议会表决通过了《保护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儿童法(草案)》。该法完全禁止商业性代孕,规定任何人付费或者基于报酬而为他人代孕均属违法行为。


2016年,柬埔寨通过法令,宣布卫生和司法部门明确禁止代孕,代孕行为将受到法律管制,任何商业性代孕都被认为是非法行为,避免了代孕在柬埔寨的进一步泛滥。


2014年之前,越南对于代孕问题并没有专门的立法规范。借2014年修订婚姻法的契机,越南国会对代孕现象展开了广泛讨论,最终以高比例的赞成票通过了《婚姻家庭法修正版》,并将代孕合法化的内容纳入其中。该法承认并允许通过非商业性代孕进行分娩,但是禁止存在商业目的的代孕,违法代孕者将面临《民法》《婚姻与家庭法》《刑法》等相关法律的严厉惩处。


允许“商业代孕”的国家中,“欧洲子宫”乌克兰被人熟知。


在乌克兰,商业代孕是合法生意。过去几年,越来越多的外国夫妇来乌克兰寻找代孕妈妈。有数据显示,从2016年到2017年,乌克兰的代孕市场需求激增10倍,全乌克兰有一定规模的代孕公司有14家。


以至于2020年6月,据《纽约时报》报道,至少有超过1000个婴儿滞留乌克兰,婴儿的外国父母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边境关闭而无法前来接他们。

滞留在酒店里的婴儿们,酒店是代孕机构所有(图源:纽约时报)

在中国代孕行为是被明确禁止的,但规制代孕的方式仍停留在部门规章,立法方面一直踌躇不前。


这一点同样可以从官媒引用的法律规范看出,因为其所引用的仍然是2001年卫生部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该办法的第3条以及第22条都明确规定,医疗机构以及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但一个部委颁布的“管理办法”究竟能不能叫“法”是存有疑问的,而且还不得不说的是,这个办法限制的是“医疗机构以及医务人员”,并没有限制委托代孕以及实际受孕的各方当事人,当事人究竟违法与否至今无法可依。


代孕在“社会不允,法律不禁”的尴尬境遇下野蛮生长,也就导致诸如郑爽张恒等代孕客户挑战、冲击传统的生育秩序和伦理道德。


对代孕的立法仍在讨论


尽管法律上明确禁止,舆论上也备受质疑,代孕在国内还是悄悄地成为一个具有“广阔市场”的“地下产业”。


据卫生部科教司的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已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的各类机构有400家到500家左右,而未经合法注册的代孕机构和代孕网站更不计其数。


百度搜索“代孕网站”关键词,出现了号称中国第一家助孕网站的AA69网。根据官网介绍,自2004年创立以来,AA69网在17年间已经成功诞生了15000余名婴儿。


AA69网信息显示,在自供精卵的前提下,代孕的价格在70万元人民币左右,如果需要选择性别则要再加30万元,总共需要100万元。而如果需要办理合法的出生证明,则需要再加3-9万元。


商品婴儿的交付过程,也是灰色产业链上彼此合作过程。客户支付的资金也要流经产业链链条上每一环节——妇婴医院、试管婴儿移植技术的机构、孕检机构、代孕母亲、代为聘请的保姆等,其余至少一半的费用都成了代孕机构的收入。据检察日报此前报道,代孕业务每单的利润在30%至60%之间。


对于“郑爽代孕事件”,AA69也发布声明表示,女明星郑爽自己能生却不生,代孕成功了又想着弃养,这是一种非常不道德的行为,性质极其恶劣。AA69对此也表示深恶痛绝,并且坚决抵制此类无良客户和行为,我们只服务合法夫妻和无法正常生育的群体。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8年6月发布的《2017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显示,2017年中国约有4770万对不孕症夫妇,而接受辅助生殖服务的约有52.7万名患者,可见市场需求巨大。


国家卫健委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樊民胜认为,纵观我国目前代孕市场和国外对代孕的态度,对于国内代孕还是不能“一刀切”,但也要反对商业代孕。国内目前存在大量不孕者和失独群体,出于对他们关怀的一方面,比较理想化的是已经生过孩子的人志愿为这部分人群代孕,给予适当、和商业性区分的补偿。


对于代孕,中国的立法方面也在踌躇。2015年1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第35条规定,“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


该草案被外界视为国家层面将对代孕实行全面管理的标志,但在对草案的分组审议中,草案第35条引起与会代表激辩。


支持者称,委托方和代孕方都处在高风险、无保障的环境中,为防范潜在纠纷禁止代孕,有其道理;反对者则认为,不应剥夺不孕夫妇通过代孕技术获得子女的权利,禁止代孕还会让“失独者”再受打击。最终,修改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删除了“禁止代孕”的相关条款。


2017年,时任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司长毛群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国际上的一些情况看,代孕是一个涉及到法律、伦理、社会问题的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国家卫计委等有关部门将继续严厉打击代孕这种违法违规行为,保障群众获得安全、规范、有效的辅助生殖技术。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刘长秋发表在《浙江学刊》2020年第3期的《代孕立法规制的基点与路径》中表示,拒绝代孕合法化并旗帜鲜明地禁止代孕,应当成为我国立法规制代孕的基点。


基于此,如果单纯就其立场而言,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在其《修正案(草案)》中加入“禁止代孕条款”是完全立足于我国立法规制代孕的基点之上的,是符合伦理要求与社会导向。而今后我国相关立法在涉足代孕规制时依旧应当继续坚持这样一种立场。


刘长秋表示,我国应当加快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方面的立法步伐,尽快出台一部《人类辅助生殖法》,以便在全面禁止代孕的基础上,应对代孕子女以及代孕者保护等在内的棘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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